[34] 参见王贵松：《论行政诉讼的权利保护必要性》，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1期。

这反过来架空了《刑法》对规范层级的限制，降低了人们对于刑罚的可预期性。李猛：《中国自贸区授权立法问题研究》,《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94页。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148条第2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一）超越制定机关的法定职权或者超越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范围的。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早期的判例中，也有法官主张国会之所以不能将立法权授予给总统，因为国会立法权来自于人民的授权，而授权的权力不能转授权。[48]对此，法院同样没有回应转授权的合法性问题，而是直接认定转授权立法文件《镇江新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实施细则》合法有效。第二，如果是以全权（plenary）方式作出的授权，那么这种情况不适用禁止权力转授原则。（三）其他侵蚀法律保留的情形除了罪刑法定和税收法定之外，《立法法》还将国家主权事项、国家机构的组织事项和某些公民基本权利的剥夺和限制纳入了法律保留的范围。

为便于跨层级授权立法，可考虑在《立法法》中扩大被授权主体的范围。[13]（二）立法权转授的特征在我国，立法权往往以由XX机关规定的方式授出，这导致获得转授立法权的主体可能采用法规或规章的立法形式，也可能以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立法。[7] 从笔者检索到的案例来看，实践中并不存在单独运用保护规范理论判断因果关系的纯粹事实要素型，而只有一体化判断合法权益与因果关系要件的规范事实要素混合型。

典型如饶思霞案，尽管该案裁判的前半部分遵循着利害关系=行政机关负有考虑义务=保护规范理论的论证思路，但据此得出的结论却为：申请人……经营场所受项目施工影响出现地面塌陷、泥石滑落……系被申请人作出2855号批复之后，在项目建设环节出现的问题，并不属于被申请人在审批环节所能预见和考量的范围……且该事项由国土资源部门主管，亦不属于被申请人作出2855号批复所考量和审核的范围。[86]比如前文的李百勤案，当原告主张为环境优美、生活安宁这类微不足道的利益时，实际上很难通过严格意义上保护规范理论的检验。随后，法院进一步指出：即使此种环境利益存在，也非城乡规划部门核发选址意见书时需要重点审查的权益。就此而言，过去学界有关原告资格构成要件中因果关系被其合法权益吸收的论断仍有说服力。

参见王贵松：《风险规制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载《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6期。这是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的应用。

从解释论的角度来看，我国更偏向于效仿日本的体例，将实体原告适格的内容作为审理的理由限制问题。[69] 参见黄宇骁：《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断方法的法理展开》，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6期。张国政诉中国证监会行政复议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行终6566号行政判决书。(一)权利保护必要性与保护规范理论的分离我国审判实践将保护规范理论用于权利保护必要性(也称狭义的诉的利益)的论证这一现象，已为学者所留意。

考虑到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可视同合法权益。参见柏赛罗公司诉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行终6353号行政裁定书。[41] 参见[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80] 参见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款。

石小明等诉国家发改委行政复议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行终470号行政判决书等。另外还有部分案例同为投诉举报案件，但在运用规范事实要素混合型的同时引入了请求权基础理论，有的甚至撇开司法解释的规定，径直展开保护规范理论的论证。

[101] 参见王贵松：《风险规制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载《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6期。[53] G. Ress, Die Entscheidungsbefugnis der Verwaltungsgerichtsbarkeit, 1968, S.106.转引自[日]小早川光郎：《行政诉讼的构造分析》，王天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2页。

笔者认为二者意义相近，后文将不区分合法权益与其合法权益。[20] 参见兴业公司诉中国人民银行不履行法定职责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行终1315号行政裁定书。[77] 参见杨建顺：《适用保护规范理论应当慎重》，载《检察日报》2019年4月24日，第7版。不过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实际影响说仍然是从规范(宪法)出发的保护规范理论。再如，联立公司案所谓的民事诉讼未能较好解决争议、难以及时有效地保障其合法权益，实际上均可依据效率性标准得到认定。[90] 王世杰：《保护规范理论的始源形态——布勒公权论的再认识》，载《行政法学研究》2021年第1期。

[20]这种论证思路其实与刘广明案极为相似，即利害关系=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资格=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可能性=行政机关负有考虑义务[21]=请求权基础=法定职责=保护规范理论。[38] 参见[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增补本)，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221页。

[51]即便如此仍有悖论，因为实定法明文规定行政诉讼只审理行政行为的违法性。[15]这一变种思路可表示为：利害关系=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资格=合法权益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可能性=行政机关负有考虑义务=保护规范理论。

 摘要: 自2017年刘广明案以来，行政审判实践中运用保护规范理论的次数逐渐增长。[33]在这点上我国就与德国类似，并没有将权利保护必要性成文化，[34]故也缺乏运用保护规范理论论证权利保护必要性的实定法基础。

转引自石龙潭：《日本行政诉讼之诉的利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75-177页。其中，第二个问题的答案相对明确，即客观要素型将保护规范理论用于判断权利保护必要性其实是画蛇添足。[71] 例如，林信成案中，原告资格仅需据实际影响说判断因果关系要件，而否认合法权益要件的存在。他们基于第2条的完整表述是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提出该条规定与民事诉讼的诉讼实施权无异。

若判断标准既包含客观要素又包含主观要素，则称为主客观要素混合型。[39]也即，二者判断的标准和内容存在相当的差异。

参见梁君瑜：《行政诉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7-178页。[99] 该公式意味着，第三人原告资格的判断标准为利害关系，合法权益和认为侵犯是利害关系的两个构成要件。

[25] 包括作为园舍的房屋未经竣工验收备案本不应投入使用、申请许可时所依据的房屋所有权证显系伪造等情节。周雷：《投诉举报人原告资格认定的司法理性》，载《当代法学》2021年第3期。

如果在起诉阶段就对因果关系要件进行了实质审查，一方面可能课予起诉人过高的证明责任。相较之下，德国法对这类课予义务诉讼的因果关系标准则弱化为了显然性规则[75]，似乎也比我国规范事实要素混合型的标准要严苛一些。根据该款，行政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原告资格应当分离。但考虑到第25条第1款位于诉讼参加人一章，其应当作为原告资格构成要件的特别法优先于总则中作为一般法的第2条第1款得到适用。

在笔者看来，二者可分别从公权利、法律上的利益的相关学理中得到支撑。就此问题，寄予未来能够结合具体领域展开更为精细的研究。

[92] 比如，施密特·阿斯曼所持的基本权利规范内部效力和规范外部效力理论。[86] 参见杨建顺：《适用保护规范理论应当慎重》，载《检察日报》2019年4月24日，第7版。

根据上文论述，联立公司案的核心论证在于权利保护必要性的权利塑成功能，而非将事实上的利益纳入的值得保护的利益说。前者的判断标准为保护规范理论，后者的判断标准为可能性说。